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

它只是自动化的普通机器，远没有达到所谓人工智能的水平。⑥针对机器人，这些刑罚制度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刑罚的报应或者预防目的也都无从实现。

事实是，中国第一台ATM机早在1987年就已经启用，它与人工智能之间没有丝毫关系。授予这样一台只会模式识别的机器‘公民，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和误导。再如，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即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独创性表达，即只有具备相应独创性的智力创作成果才可成为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法学研究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走出对人工智能体的崇拜，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二、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伪问题替代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提出正确的问题是任何研究过程的开端，如果没有针对真实的问题进行讨论，即使论述再精妙、方法再多样、观点再前卫、著述再等身，都只是徒有一身浮华的外表，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说这也能够成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问题来源，那么可能早在工业革命推广开来之时就该去研究人工智能了，或许农业社会耕田的拖拉机伤人也该划入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话题范围了。比如机器所写的诗只是利用了内部词库和一些文字搭配技巧，它根本无法理解爱情、童趣、寂寞、悲悯等诗歌创作内在思想，甚至它呈现出来那堆文字(在其内部是一堆数字代码)连诗歌的皮囊都没有，也注定不会得到文化上的流传。如果这个集体是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尚可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多数的集体利益没有可以代表的组织形式。

在意见听取型程序中，诸如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计划等，利害关系人、公众和专家也会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社会认知或技术理性参与其中。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能动主体地位(请求保护、请求分享等)得以确立。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为该规定提供了具体的指引。有时根据情况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还需要行政之外的专家代表或公众代表，参加到行政过程中。

(一)调整的主体 行政法上的利害调整，系由行政机关主导。同时，行政机关的调整活动也应遵守法的一般原则，接受平等对待、比例原则等的限制。

[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中，面对双方关系中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点具有单方性，法院主要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条、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条)。与英美法系不同，传统大陆法系行政法对事前的行政程序不甚关注，在行政机关获得授权之后，具体如何实施行政活动就交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发生争议之后则诉诸行政救济，由救济机关确保法律在行政中的实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52]参见前引[16]，施密特·阿斯曼书，第130页。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行政救济法上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也应是行政程序法上有权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从功能上来看，行政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权利保护型行政程序与利害调整型行政程序，前者重视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后者重视与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调整。而在三方关系中，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造成的授益或侵害、以及对第三人造成的侵害或授益是否均衡、妥当，是否符合立法授权所要实现的状态。民事法也是一种利害调整法。

这种新型的积极行政看上去是给私人提供某种给付，但其中也存在侵害人权、损害公益的可能性。因此，就特定的先决问题(如选址、技术的合法性等)提前决定，或者就总体工程的部分设施(如一个楼群)以行政行为的形式(临时决定或部分许可、分阶段许可)作出对所有相关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程序经济上具有合目的性。

在充分收集信息之后，行政机关就可以进行争点整理，确定利害关系的各方主体，尽可能让相关主体能参与到协调过程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与行政现实、公共政策需要、部门行政法的对接功能明显得到提升。

行政机关应作为公益的代表进行协调，应使协调的结果合乎公益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维护某一方主体的利益。在大型项目(如核电站、工业设施等)的许可程序中，要查明和公正裁决众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全面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需要其他行政机关和为数众多的相关人参与。[22]参见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期，第47-48页。在调整的过程中，行政机关是各方的斡旋者、调停者，也是公益的代表者、程序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当然也是最后调整的决定者。利害调整的过程至少可分为两步。为了快速而有效地解决纠纷，仅仅依靠传统的诉讼途径远远不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行政机关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1][日]田中二郎『行政行為論』(有斐閣、1954年)271-272、294-296頁参照。2014年《行政诉讼法》正反映着这种变化。

行政调查、文书管理、信息公开、信息调控(公共警告、公布违法事实等)、个人信息保护与国家秘密保护制度一起，构成了信息公法的重要内容。(五)调整的界限 相关调整系由行政机关主持、实施，这也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方式。

[45]这种大范围、长时间、远距离的利害调整过程是个案性的行政行为所无法实现的。在行政机关的主持下，调整过程的参与主体也具有多样性。

我国《民法总则》第2条亦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4]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一、行政法的功能变迁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 法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社会情势发生变更，法自当随之改变，从形式到规则到功能无一不是如此。[49]能够提起撤销诉讼的，只有是与确定规划机关不属于同一行政主体的其他主体，或者主张个人权利受损的私人，而不能是其他人以未参与规划确定程序为由而提起诉讼。

即便是传统的单效性行政行为，也在各种利害关系的调整中面临变革，行政行为的附款得到广泛应用。面对源于非行政机关的侵害或危险，私人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去预防、制止危险的发生，行政机关在知道危险存在时也可以主动启动行政权限。

在民法上，承担民法的规范功能者是享有基本权利自由、无需将自身行为正当化的私人。给付与保护均可在调整之下来把握。

前已述及，调整程序的参与主体不仅有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行政相对人，还包括受行政决定结果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利害关系的复杂化、不确定性的增加，临时决定和部分许可等临时性行政行为也随之出现。

在行政组织法上，行政任务的多样化要求行政内部结构多样化，也要求行政机关与社会力量合作。而给付和诱导措施则在传统行政法中难得一见，但给付在现代行政法中则已可与规制并驾齐驱，建设公用事业、提供社会保障、积极提供资助等给付手段在促进社会公平发展、调节社会矛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5][日]石崎誠也「西ドイツにおける二重効果的行政行為論」兼子仁編著『西ドイツの行政行為論』(成文堂、1987年)222頁参照。传统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的程序设计相对简洁，其着眼点在于为遭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对象提供救济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机关告知直接侵害的对象。

现代行政法已变为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结合。[3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发展实态。

而且，因破产、失业等引起的民生问题，也不是保险等机制所能充分解决的，需要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给付。另一方面，透过适当的程序去维护公益。

公益的代表者不仅有做社会工作的行政机关和公法组织，还有民间的福利机构，彼此间的协调又成为法律需要处理的问题。政策入法与行政法各论的活性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